“今年将是‘模型深化’与‘AI探索’并重的一年，我们既要打牢模型应用的地基，也要积极尝试智能体辅助办案工具。”2026年的初春，在汉江湾人工智能产业园的会议室里，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司行局副局长肖阳的一席话，在青年干警心中激起涟漪。作为该院“数字办”负责人，他以自己扎根检察技术领域20年的经历，谈及对“数智检察”的理解，话语间满是笃定。

让消失的数据“开口说话”

检察技术干警承担着对案件中法医病理、痕迹物证、笔迹印章等技术性证据的审查把关以及协助调查等职责，为检察官还原案件事实提供专业支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手机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电子数据在刑事案件中大量涌现，调查取证越来越离不开电子数据的获取与分析。面对海量、碎片化甚至已被删除或加密的数字信息，技术人员要做的，就是从中精准提取关键信息，让数据“说出”真相。

2024年2月，肖阳接到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指派任务：协助突破一宗开设赌场案的证据瓶颈。该案主犯陈某已经到案，但同案犯朱某参与共谋和资金流向的核心证据不足，追诉工作陷入僵局。唯一的希望，是陈某被扣押的一部手机。

拿到手机后，肖阳和承办检察官反复沟通案情，很快确定了两个方向：一是确认“朱某”的身份，二是找到他和陈某之间的通讯记录和转账痕迹。

随后，一套严密的电子数据检验流程启动，当3000多条通讯录、近4万条微信聊天记录从数据洪流中显现，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

如何在海量数据中精准突围？肖阳清晰地规划出“三步走”：先拨开身份迷雾，聚焦手机充值记录和原始SIM卡信息，以“充值”等为关键词精准检索，发现主犯陈某长期使用的多个号码，并顺藤摸瓜关联到其支付宝账号。

再还原共谋轨迹，通过姓氏、昵称、手机尾号等渐进筛查，最终确定昵称为“朱爷”的联系人号码为朱某本人所有。更关键的是，肖阳深度恢复了陈某已删除的微信数据，提取出2023年7月18日发给“朱爷”的消息。“你们七，我三。”短短五字，与同案犯关于“收益朱某占七成、陈某占三成”的供述完全吻合，成为了指控朱某参与共谋的铁证。

最后，穿透赌资流向，明确共谋关系后，肖阳将分析重点转向资金流，将陈某的微信转账记录按“收入”和“支出”进行双线梳理，并与“朱爷”等关键人物的聊天内容关联比对，赌资隐秘的转移路径被完整“复原”。

2024年8月，一份凝结技术智慧的检验报告出炉，成为追诉朱某、精准认定违法所得的核心支撑。2个月后，法院对陈某、朱某等均作出有罪判决。

这起案件的告破，是肖阳运用技术服务保障检察办案的一个缩影。近两年，他带领团队累计办理电子数据鉴定12件、提供技术支持15次，从云端备份修复到本地删除恢复，从加密文件破解到数据轨迹追踪，他所在的技术部门，已然成为检察官办理此类案件时不可或缺的支撑。

架设“技术翻译”之桥

2023年，一场以数字革命驱动法律监督提质增效的改革，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铺开，肖阳被推到了技术转型的十字路口。面对“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这一全新课题，他自觉承担起探路者的使命，义无反顾迈出了江汉区检察院的第一步。

契机，出现在与民行部门的一次业务交流。“企业违规注销逃避执行是监管盲区。”检察官道出的办案痛点，点亮了肖阳的思维火花。此后三个月，他化身技术“翻译官”，白天，端着笔记本电脑“粘”在检察官身边查信息、聊流程，把“如何发现违规注销”等复杂抽象的监督需求拆解成逻辑规则；晚上，再将技术公司提供的代码方案“翻译”成业务部门能看懂、易操作的指令。经过不断调整优化，“违规注销工商登记及致司法、执法不当法律监督模型”于当年6月研发完成。2024年1月，当该模型从全省检察机关110个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评“十佳模型”时，站在后台的他，内心愈发坚定，数字检察这条路，通向的是法律监督能力提升的崭新未来。

从0到1的突破带来了信心，后续的难关则考验着技术支撑的韧性。2024年，最高检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上线，没有专业公司支持，肖阳带着团队摸清平台操作方法及使用规则后，便一头扎进可视化编程界面，“自主研发”这四个字，正是他用无数个推倒重来的决心，和着智慧与汗水，一笔一画写成的，“那段时间，梦里都是数据流转图。”看着某次试错留下的运行日志，他笑着回忆。

模型成功上架只是起点，随之而来的模型推广则是另一场漫长的跋涉。为了让模型真正“走”出武汉，肖阳耗时数月抓取了全国2000余个检察院的70余万条数据，为每一个潜在“用户”构建专属的数据与线索库；为了让模型持续“活”起来，他的微信里新增了700多位全国各地素未谋面的检察同仁，置顶的19个推广群每日跳动着上百条咨询消息。模型推广期间，他不仅化身“客服”答疑解惑，还制作操作手册，开发出“一键生成文书”小程序，只为提升用户体验。

这份近乎执拗的付出，最终换来了回报，模型成功跻身推广优胜全国前50名，“技术翻译官”所架设的桥梁，持续通向更广阔的天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超过500个检察院落地应用，江汉区检察院也因此获评“全国检察机关模型推广优胜提名检察院”。

数字检察时代的探路者

2025年，历时半年的最高检法律监督模型业务竞赛，像一场无声的动员，将模型研发与应用从“试点”变成了“标配”。江汉区院检察官们的办公桌上，开始摆满数据比对表和线索分析单。

当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提出研发“看守所违规批准律师会见同案人员监督模型”的设想时，肖阳再次扛起了“自主采集数据、全流程自主研发”的技术重担。从优化筛查逻辑，到联系省院模型平台上架，再到录制操作指引视频推广，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稳健。模型推出后，省、市检察院刑执条线的目光聚焦于此，一组组数字从办案系统中跳出来：发现律师违规会见线索1282条，涉及452名律师；办理纠正违法案件155件，发出检察建议书32份。同年8月，该模型在最高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并在全省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应用业务竞赛中获评“优胜模型”。

此时，作为数字办负责人，肖阳更多的精力放在统筹全院模型应用方面。一面接收业务部门送来的待处理数据，用模型碰撞后将线索精准送到承办人系统；另一面，应用模型需要数据时，主动联系辖区大数据局并根据模型逻辑编制、处理数据。临近完赛，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工作群中实时发布模型应用场景表以及本院已完成监督点清单，让所有办案组了解竞赛形势及进程。在他实实在在的推动下，该院全年在最高检模型平台应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108个，成案480件，覆盖了全部35个业务场景，从早年的“应用洼地”，走到了全市的前列。

2025年12月5日，最高检法律监督模型业务竞赛截止。当晚，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长长一段话，删了写、写了删，最后还是没发出去。“比赛结束了，最大的成就感其实不是排名。”肖阳微笑道，“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一线办案人员提出模型应用以及建模需求，主动试用智能化辅助系统并训练自己的‘AI助手’。”这份来自办案一线的认可与动力，是对他近三年工作最重要的肯定，比任何奖项分量都重。

坚持用技术服务办案，在更久远的时空里，肖阳一直是这样做的。2008年，协助搭建内网网站和办公系统，打通信息流转的堵点；2013年，参与配置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筑牢规范办案的根基；2021年，编写会议室预约小程序，用小技术解决大需求……每一次技术迭代、每一项功能优化，背后都是他对业务痛点的反复揣摩，对办案规律的深度理解。他用20年把自己嵌进江汉检察技术发展的每一个节点，如基石般沉默负重，却稳稳托举起所有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