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洲区李集街人民调解委员会扎根基层沃土，深入田间地头与居民家中，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以“法治思维定方向、情理疏导通心结、协同联动聚合力”为工作链条，将法治政府建设要求转化为化解纠纷、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探索出一条“法理情融合、防调治一体”的基层善治之路。

坚持“法治引领”

将非诉解纷机制挺在前

2020年9月，天刚转凉，李集街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到了一对老夫妻的求助电话，电话里的哭声直揪人心。首席调解员沈翠清赶到他们家时，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老两口红肿的眼睛，一看就知道熬了好几个通宵。他们唯一的儿子没了，还没完全从悲痛中缓过来，就和儿媳因为工亡赔偿款分割闹得不可开交。

儿媳觉得委屈，认为自己和孩子应该多拿；老两口则想着留些养老钱，双方各不相让。后来儿媳急了，找来亲戚上门理论，话说得很难听，还扬言要砸了老人的养鸡场。最让人揪心的是孩子，才上初中，看着家里吵成这样，干脆不去上学了，丢下一句：“家里都这样了，我还读什么书？”

那几天，沈翠清天天往他们家跑。先陪着老两口坐会儿，听他们念叨儿子的好，也听他们诉说养老的顾虑；再找儿媳聊，理解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不容易。沈翠清知道，孩子是这个家的软肋，也是化解矛盾的突破口，她特意找孩子谈心，孩子低着头说：“我不想看着爷爷奶奶和妈妈吵架。”沈翠清将这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双方，老两口红了眼，儿媳也沉默了。

一次次上门，既讲法律规定，也劝他们多为孩子想想。“孩子还小，以后的路还长，家里和睦了，他才能安心读书。”这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双方态度渐渐软了下来，最终达成了赔偿分割协议。看着孩子重新背上书包，老两口和儿媳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首席调解员沈翠清心里悬着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践行“情理融合”

持续提升法治实施效能

法治不是冰冷的条文。在严守法律框架的前提下，融入家庭伦理、社会公德和人道关怀，能有效软化对立情绪。这体现了法治政府建设不仅是“硬约束”，更是“软治理”，“亲情感化”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灵活运用，而非背离。李集街道的实践表明，真正的法治，它守护的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千千万万个热气腾腾的家庭，当政府的治理行为既能以法为据、明辨是非，又能以情动人、修复关系，法治政府也因此获得了最深厚的民意支撑。

2018年6月，村民任某与陈某来到任河村村委会，双方各说各理，吵闹着要找人理论，法律明白人许世才先给双方倒了热茶，安抚双方情绪，让他们坐下来慢慢说，引导双方心平气和地化解矛盾。

原来2017年1月，任某向陈某借款5万元，因双方法律意识薄弱，借款手续不完善，就还款事宜发生激烈争执。任某坚称债务已清，陈某则否认收款，僵持不下的两人找到许世才求助。

任某说，当初借钱时是现金交付，碍于乡里乡亲的面子，没让陈某打收条；陈某说，自己确实没收到还款，借出去的血汗钱不能就这么打了水漂。两人越说越急，声音越来越高，眼看又要吵起来。

许世才不急不躁，先把两人分开，分别听他们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他心里明白，这笔账时间久、手续缺，光靠嘴说谁也断不清。秉持法治思维，他第一时间联系驻村法律顾问介入，把双方召集到一起，讲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借款要有凭证，还款也要有证据，空口无凭，谁主张谁举证。随后，他又通过多方渠道调查取证，跑银行、问证人、查记录，一点一点把事实捋清楚。

这期间，许世才没少往两家跑。任某觉得委屈，说自己明明还了钱还要被追着要；陈某也憋屈，说借出去的钱拖了这么久，连个说法都没有。许世才一边安抚，一边把法律条文掰开揉碎了讲给他们听，又拿村里过去类似的纠纷举例子，劝双方各退一步。历经一年多的奔走协调，最终促成和解：任某向陈某偿还3万元，剩余的2万元，后续双方另行约定还款时间。

这场耗时费力的调解，不仅化解了邻里矛盾，更让村民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力量。陈某拿到了钱，任某也卸下了心里的石头，两家重归于好。村里人说起这事，都感慨一句：“要不是许世才，这两家怕是要结一辈子的仇。”

注重“实效修复”

彰显法治政府为民底色

当群众通过调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会从内心认可“遇事找法”比“遇事找闹”更管用。这种个体法治信仰的积累，是法治政府建设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成功的基层调解将大量民事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外，既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也减轻了政府应对信访维稳的行政负担，使法治政府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公共服务中，彰显法治政府为民底色。

2024年6月，刘某某承揽了李集街道一处桥面系施工作业工程，工友们租住在李集街某村。2026年4月9日凌晨1时许，工友朱某某在宿舍睡觉时突感身体不适，同寝室工友发现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其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朱某某不幸去世。

事发后，李集街道平安办负责人王宏华联合街道调委会成立调解专班，迅速介入调处纠纷。然而，工作难点从一开始便十分突出。一方面，死者朱某某的家庭情况极为困难——父母年迈体弱，妻子无稳定收入，子女尚在就学，家庭经济支柱轰然倒塌，家属情绪悲痛欲绝，坚持要求承包方按“赔偿”标准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承包方刘某某则强调，朱某某系在休息时间突发疾病，且非因工受伤或死亡，明确拒绝“赔偿”定性，仅同意给予一定经济帮助。双方对事件性质的根本分歧，使协商几度陷入僵局。

面对复杂局面，调解专班坚持“法理与情理相结合”的原则，灵活施策。一方面，以死者家庭现实困境为切入点，向承包方逐一说明家属面临的生活压力和实际困难，尽力软化对方立场，引导其从社会责任和人道关怀角度出发，积极回应家属合理诉求；另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向家属耐心解释“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原因突发疾病”等法律事实，帮助家属理性认识事件性质，逐步平复情绪，降低不切实际的预期。

经过多轮深入沟通和协商，在调解专班的不懈努力下，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承包方刘某某向家属支付一次性补偿款，款项转账结清；家属亦认可该处理方案，承诺不再就此事件提出其他诉求。至此，一场一度剑拔弩张的纠纷，在法理与情理的交融中得以圆满化解。

法治政府建设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与保障，而高效化解矛盾则是检验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试金石。法治政府建设通过落实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筑牢制度防线，推动执法规范化，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同时，衡量法治政府建设是否有成效，关键要看矛盾发生时，现有的化解机制能否有效运转，能否让老百姓“找个说法”。

法治政府建设与化解矛盾纠纷的实践探索仍在深化。如何避免“实质性化解”变成片面追求结案率的“形式化化解”，如何在多元调解中坚守法律底线不损害司法公信力，仍是需要持续关注的课题。

基层既是矛盾产生的“源头”，也是化解纠纷的“茬口”。每一次成功的调解，都是法治政府建设在基层的生动投影——既是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检验，也是对群众法治信仰的滋养。李集街人民调解委员会将继续以法治政府建设为牵引，既做定分止争的“灭火队”，更做源头治理的“防火网”，真正以基层善治筑牢法治政府建设的根基，在服务群众的答卷上写下更有温度、更有厚度的法治注脚。